历史焦点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发言

来源:三氪2017-12-10 16:17:49

导语:1919年巴黎和约对中国来说更是一种耻辱!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被列强强行划给日本!还记得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发言吗?作为外交官的维钧以山东之于中国引喻耶路撒冷之于西方,表明了中国断不退让的态度。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这是《我的1919》中顾维钧(陈道明饰)的一句台词,也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顾维钧的一句名言。山东有“一山一水一圣人”:泰山、黄河、孔子。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发言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这是《我的1919》中顾维钧(陈道明饰)的一句台词,也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顾维钧的一句名言。在这句话中,顾维钧以山东之于中国引喻耶路撒冷之于西方,表明了中国断不退让的态度。

顾维钧为何用耶路撒冷与山东相比?

顾维钧

山东有“一山一水一圣人”:泰山、黄河、孔子。

泰山帝王告祭的神山,道教、佛教均视泰山为“仙山佛国”被誉为天下第一山。黄河是华夏族的母亲河,而孔子则是“至圣先师”,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非儒家莫属。

那耶路撒冷呢?其在西方的地位与山东在中国的地位有何相似之处?

耶路撒冷在地理上位于犹大山地,介于地中海与死海之间,被誉为三大一神宗教的圣城。

三大一神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统称亚伯拉罕诸教。

耶路撒冷

1、犹太教首先征服耶路撒冷

犹太教信奉的是耶和华神,《旧约》是犹太教的主要经典。

犹太人的先祖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生子以撒(Isaac),以撒生子雅各(Jacob),雅各的10个儿子,2个孙子演化为12个部落,并称为“以色列人”。

公元前1800年左右,亚伯拉罕率领犹太人迁徙到被称作迦南(Canaan)的地方(即巴勒斯坦),至公元前1720年,以色列人为逃避饥荒从迦南又来到埃及,开始了长达约430年之久的寄人篱下、受人奴役的苦难史。

约公元前1290年时,犹太人伟大的先知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越红海,到达西乃旷野,摩西成为以色列人公认的伟大领袖和民族英雄。

以色列十二支派

据说,上帝在火中降临西乃山,亲口晓谕摩西和以色列民众,为他们立下了十条基本诫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不可制造并崇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的名;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谋杀;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和财物。这就是著名的摩西十诫。

如果说亚伯拉罕的一神崇拜为犹太教奠定了基础,那么,500年后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上帝赐予的法律,并确认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契约关系,则标志着犹太教的正式形成。

逃出埃及的犹太人在摩西的后人带领下不断征战,最终在领袖大卫的带领下占领了耶路撒冷,并将犹太王国定都于此。

大卫在耶路撒冷兴建圣殿,而圣殿的兴建也奠定了耶路撒冷在犹太教徒心目中的圣城地位。

2、耶路撒冷不断易主

公元前587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进军耶路撒冷,在18个月后,由于饥荒和内部分裂,耶路撒冷终于在公元前586年陷落。 尼布甲尼撒二世拆毁犹太人的城墙、圣殿,并下令将犹大国王齐德启亚带到巴比伦去示众,而全城居民则全被俘往巴比伦尼亚,史称“巴比伦之囚”。

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打败新巴比伦,并攻占耶路撒冷。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并占领耶路撒冷。

亚历山大死后,亚历山大帝国一分为三: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中东的塞琉古王朝和希腊的马其顿王朝

亚历山大之后的亚欧大陆

公元前320年开始,耶路撒冷由其托勒密王朝统治

公元前198年,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提亚古四世击败托勒密王朝,并占领耶路撒冷。

3、罗马帝国兴起和耶稣的诞生

公元前63年,罗马的庞培带兵攻占耶路撒冷,从此耶路撒冷被纳入罗马版图。

罗马帝国与耶路撒冷

公元元年,耶稣诞生。

耶稣建立的基督教其实是犹太教的2.0版。耶稣在旧约的基础上,代表上帝与人们立新约,于是圣经有了后半部分的《新约》,基督教从而诞生。

早期的基督徒是清一色的犹太人,其信仰基础便是古老的犹太教,因此,基督教最初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从创立初期开始,基督教就被看作是异端邪说,受到了罗马帝国的不断迫害。耶稣最后被钉死在了耶路撒冷,又在此地复活,并被预言还将在末日来临时重返耶路撒冷。其生前走完的最后一段路(又称“苦路”)以及死去及复活的地方(今天的圣墓教堂所在地),至今仍然吸引着众多的基督徒前往瞻仰。

公元313年,人类文明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事发生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政令,宣布基督教合法,并成为第一个皈依基督的罗马皇帝。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公元380年,狄奥多西皇帝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由于罗马帝国的强势影响,基督教最终传遍了欧洲,整个欧洲中世纪便是基督教的历史。

罗马帝国灭亡后,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一直处于拜占庭与波斯的萨珊王朝的来回拉锯之中,反复争夺。

4、伊斯兰的诞生和阿拉伯帝国的扩张

基督诞生600年后,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崛起并创立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犹太教的3.0版。

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后一位封印使者,《古兰经》是真主通过穆罕默德宣示给人类的最后一部最完整的经典。

阿拉伯帝国与耶路撒冷

在穆罕默德之后,穆斯林在四大正统哈里发的率领下开始了波澜壮阔地横扫欧亚非三大洲的历程,并且在公元638年攻占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从此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之下。

5、十字军东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耶路撒冷的争夺

十字军东征

为了收复耶路撒冷,公元1096年-1291年,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了前后共八次的战争,史称十字军东征。

整个十字军东征期间,最有名的大约就是狮心王理查和阿尤布王朝苏丹萨拉丁在耶路撒冷城外展开了震古烁今的连番会战,二人最终惺惺相惜,握手言和。

萨拉丁

数百年锏,耶路撒冷不断易手,直到公元1517年,新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攻占了耶路撒冷。

6、奥斯曼帝国崛起

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教最后一个地跨亚欧非的大帝国,奥斯曼帝国不仅占领了耶路撒冷,还在1453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灭掉了千年帝国拜占庭。

奥斯曼与耶路撒冷

16世纪,苏莱曼大帝在位之时,奥斯曼帝国臻于极盛,版图达到最大,在巴巴罗萨的带领下,其海军更掌控地中海。

而此时的耶路撒冷也开始了缓慢的复兴,毕竟终于有了和平的环境。

7、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灭亡,其版图仅剩土耳其本土。

一战后直到1948年,英国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的一直是委任统治,而从伦敦派过来的高级专员的所在地就位于耶路撒冷。

正是在这个时期,耶路撒冷老城内部的四大居民区正式成型:穆斯林靠着东部圣殿山和圆顶清真寺,犹太人靠着南部哭墙/西墙,大部分基督徒靠着西北部圣墓教堂,而被挤到一边的亚美尼亚基督徒则靠着西南角锡安门。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二战后,巴勒斯坦地区交给联合国管辖,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和约旦手中分治的局面得以形成。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了整个耶路撒冷。

1980年,以色列立法认定耶路撒冷是该国“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

1988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宣布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2017年12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耶路撒冷数千年的相争,依然没有完结。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发言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需派遣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当时,中国存在两个政府,一个是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个是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军政府。两个政府虽然没有“九二共识”,但都认同“一个中国”,所以派遣“中国”代表团的问题,两个对立的政府实际上存在着相当的默契。因为北京政府依然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行政主体,这个代表团的组成由北京政府主导,在五名成员中团长外交总长陆征祥,成员驻英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都出自北京政府,剩下一个名额就是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

孙中山为派遣代表一事,留下的文件不多。当时有人建议南方政府单独派国民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孙中山不赞成,“盖按国际惯例,外交上非有国家资格,决难展布,无论用何种名义,皆不能有效也。”他又说,“欧洲和会国民代表一事,文仍未能担任。以此时国际上,只认北京政府为民国之代表,只认徐世昌为民国元首;若我国派往欧洲代表,无论用何种代表名义,若不经徐世昌所委任,当然不能向平和会议取得发言权。而文又断不能受徐世昌所委任,故赴欧一节,现实不必速行”。这个政治难结最后是陆征祥与王正廷面谈,王同意后,由北京政府特发参赞委任状,作为南方政府代表加入到“中国代表团”。南方政府代表之所以接受北京政府的这个“任命”,可能是基于“国际上只认北京政府为民国之代表”这一现实;而北京政府之所以愿望接纳南方代表,也为了营造“南北和谈”的政治气氛。作为南方政府的元首孙中山对这一问题解决采取的灵活而务实的态度,可以为当今两岸的中国政治家所借鉴。

“九二共识”,是基于大陆与台湾两个政治实体实际上互相承认的一个默契,但是,这个政治默契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无法落实到与“中国”相关的国际事务中去。台湾方面因为“国际空间”问题与大陆时常发生矛盾,而大陆方面却因为“国家代表”问题也时常做出一些让国际社会难以处理的事情。最近出席日本震灾周年会上就发生了这种尴尬事。两岸史学界是否可以重点发掘一下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组成的一些历史资料,看看孙中山、徐世昌这些中国政界的前辈是以何种“政治智慧”打开这个政治难结的。

这个实例至少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大陆与台湾的政治代表可以坐下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共同商量在一些国际会议和场合,两岸是否可以共组一个代表团来代表“中国”。如果国家外交方面有困难,是否可以先在国家礼仪、卫生体育艺术之类的场合做起来。在国际场合作为“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两岸毫无表现,总不是个事儿。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真是失败的吗?

近百年来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评价,受政治宣传影响太深,常将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归罪于三个卖国贼与山东问题换文;将拒签《凡尔赛和约》等同于爱国,主张签字等同于卖国;五四运动的主要诉求“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就是以卖国贼下台并拒签和约为号召。

唐启华教授利用大量第一手外交档案,重建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历史,并对此做出了新的阐释。

参加巴黎和会始末的基本史实

1914年夏欧战爆发后,中国宣布中立,然因日本对德宣战,出兵进攻青岛,借道山东,要求中国划出广大战区。北京政府努力缩小战区范围,日本却不愿遵守,越出战区占领胶济铁路沿线车站,严重破坏中国中立。随即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第一号即欲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与各种权利。袁世凯政府努力周旋,最后在1915年5月25日签署《关于山东之条约》,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议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日军在青岛登陆

北京政府面对严峻外交局面,命令保和会准备会讨论山东问题,为第三次保和会或战后和会提案做准备。该会致力研究对中国有利之法理依据,以及如何参列战后和会的方法,陆征祥并两度派员赴欧进行筹备。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局不稳,对和会的筹备趋缓。但梁士诒等仍试图用“以工代兵”之策,争取参与和会机会。迨1917年初美国对德抗议、绝交进而宣战,并邀请中立各国一起加入。中国抓紧时机对德绝交,但为是否参战问题,引发激烈政争与动荡,段祺瑞不顾反对,决心参战,以争取和会入场券。参战对内政固有不良影响,造成南北分裂,但对外交帮助颇大,近年来已广受学界肯定。参战后,北京政府对和会筹备又趋积极,陆征祥、魏宸组是主要人物。然而中国因内战不断,虽有华工赴欧,但是对欧战贡献不大,受协约国列强质疑,是否能参加和会仍有悬念。

梁士诒,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

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十四点和平原则,揭橥崇高理想主义外交新精神,如以公开外交取代秘密外交、尊重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以公理正义解决国际争端等。中国朝野大受鼓舞,外交部也加紧与美国的联系,驻美公使顾维钧扮演重要角色。外交部设有和议筹备处,研究威尔逊的主张,致力于将美国新外交精神与中国目标结合。

是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陆征祥再长外交,欧战已近尾声,北京外交部积极部署参加和会事宜,命令驻外各公使,与各协约国政府接洽中国参会事宜。欧战停火后,北京外交部加紧和会筹备脚步,寻求各国助力,顾维钧积极联系美国。美国政府自欧战以来对日本在远东西太平洋的扩张,深具戒心,一直不承认《中日民四条约》,此时也正面响应,表达愿意协助中国参加和会,并乐于商洽提出希望条件事宜。中国朝野对美国期望甚高,然而北京军界仍主张联日,外交部在联日或联美之间徘徊,到11月中下旬,确定联美制日方针,一方面要顾维钧与美国密切合作,一方面陆征祥赴日时,刻意与日本保持距离,其间发生与日本内田外相承诺、遗失公文箱及王正廷加入代表团等事件。

陆征祥

1919年初陆征祥到巴黎后,更进一步联美,和会开幕前已决定在会中提出山东问题及“二十一条”问题。和会伊始,日本即在十人会中主张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因美国总统威尔逊坚持,会议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发言。此时,陆征祥对代表团成员及美方宣布1918年9月山东问题换文,美国代表团也知道日本与英、法、意等国战时之秘密协议。顾维钧在十人会发言精彩,美国乘势要求公布中日密约,日本一时措手不及;当时中国的联美制日,不仅代表团如此,广州政府如此,研究系如此,民间更是如此,连皖系军人似乎都不反对。某种程度上,可说中国反日情绪虽然根深蒂固,但是被激发引爆,则与美国煽诱密切相关。

2月中旬,中国向大会提出山东问题说帖,顾维钧在国际联盟委员会中积极支持美国总统威尔逊,中美关系水乳交融,然而中国代表团却发生内争,陆征祥于3月中离开巴黎走避瑞士,梁启超、顾维钧也遭到谣言攻击,直到4月初才算尘埃落定,代表团权力结构确立。

顾维钧

4月中旬,四人会再度讨论山东问题,日本坚持继承德国权益,以不惜拒签和约退出和会,并在国联盟约中提出“种族平等”,胁迫英美。此时,意大利为阜姆问题未遂己意,退出和会,给美国添增压力。加以英法受与日密约约束,皆表示支持日本,威尔逊势单力孤,为保全国联,乃借口中国在《山东问题换文》中自愿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益,不再坚决支持中国立场。4月下旬,四人会中美日妥协,日本承诺放弃德国在山东之政治利益,只继承经济权利,但是坚持不可写入对德和约。

中国对此结果,如晴天霹雳,深感遭美国背叛。研究系将外交失败责任归咎于经手西原借款及《山东问题换文》之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打击政敌新交通系;加以国内排日情绪高涨,引发五四运动,坚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五四运动

中国代表团向四人会抗议,对和约提出保留,要求取得会议录及日本声明内容,但一直不可得。5月,代表团力争保留山东条款,请示北京是否签字。北京政府原指示保留不成则拒签,但在是月中旬政局变化,段祺瑞掌权,认定联美失败,必须回归对日亲善提携,与日本频频接洽,并在签约或拒签之间,两害取轻,指示代表团保留不成则签字。

6月初,中国代表团取得四人会会议录,得知日本声明内容,对于交还胶州湾有切实承诺,并明确规范经济特权范围。北京政府认为继续力争保留其实意义不大,代表团内部对是否签字意见纷歧,原来奉命力争保留时,已有人主张签字,他们的理由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应加入国联并确保已得利益,拒签和约意义不大等,与卖国与否并无关系。但此时国内排日激烈,曹、陆、章三人下台,国人坚持若不保留则不允签约。代表团在签与不签中两难徘徊,最后考虑到国内民意反应,仍决定力争保留,尝试各种可能都被拒绝后,终于拒签和约。

胶州湾租借地

北京政府对代表团的训令,基本上都是签字,似无“相机办理”的指示,直到最后一刻,又改训令为“国民对于山东问题异常愤激,政府仍决定保留”,然而代表团收到时已经超过签字礼两小时了。同时国内及海外人民团体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一致要求不可签约,代表团最后拒签和约时,内政考虑远远超过外交了。

拒签和约后,国内一致喝彩。美国受到民意压力,努力调解中日争端,但没能取得日本明确归还之声明,美国国会最后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山东问题国际化,伏下日后华盛顿会议的契机。

中国签署对奥和约,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后,陆征祥、王正廷等返国,顾维钧留在巴黎善后,签署对匈牙利与保加利亚和约,另又拒签对土耳其和约,结束了中国对巴黎和会的参与。

过去的一些误解

依据档案大致还原了基本史实之后,可以厘清一些过去的误解。

北京政府对和会没有准备?事实上北京政府从1914年9月日军登陆山东,破坏中国中立开始,就研究法理问题,准备提出保和会或战后和会,并研究加入和会的方法,更于1915年内两度派员赴欧洲筹备接洽和会相关事宜。袁世凯死后,中国对和会的筹备趋缓,但到1917年8月参战后,又积极筹备。1918年初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后,陆征祥致力于将中国在和会提案与美国原则相联结,议和筹备处研议各案,驻外使节不断提供建议。笔者认为,北京政府对和会的筹备堪称积极并颇有成效。

袁世凯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政府和会方针的演变历程,袁世凯时期拟以国际法理与日本对抗;段祺瑞主政时则注重与日本提携合作,同时争取参战机会;迨美国参战并宣布新外交精神,北京政府乘势参战,确保能参加和会,并将中国目标与美国原则相联结,顾维钧积极接洽美国政府。欧战停火后,北京和会方针发生重大转变,由联日联美并重(山东问题依中日成议处理,希望条件则仰仗美国助力),转变为联美制日,乃至发生陆征祥过日风波。陆征祥在美国的行程没有资料可探索,不知当时的接洽状况,惟知美方大力促成王正廷加入代表团,造成南北统一的样貌。和会伊始,中国代表团采取与日本对抗的方针,大出日本预料。迨山东交涉失利,1919年5月中旬,北京政府又从联美制日转为修补中日关系,亲善提携。然而此时民间舆论反日情绪高涨,政府与民意脱离,遂在签约与拒签问题上方枘圆凿。笔者认为,北京外交方针主要目标是追寻国家最高利益,随国际潮流做调整,相当灵活;事实上,北京外交部确立联美制日方针,早在民间反日之前。

当时外交官在和会的表现,值得肯定,顾维钧固然是最耀眼的明星,其他人也多称职。陆征祥个性温和,过去常被批评为懦弱无能,无力整饬代表团秩序。但从档案看,他在关键时刻能做出决断,如确定联美制日;也能大肚包容,承诺王正廷任第二全权;还能忍辱负重,多次请辞被慰留后都能撑持到底。以他当时所处的磨心位置,国际压力与国内纷争交相而至,能够坚持到底,实属难能可贵。

《东方杂志》刊登的“中国参与欧洲和会全权委员”:陆征祥(中)、顾维钧(右上)、王正廷(左上)、施肇基(右下)、魏宸组(左下)

亲日派卖国导致山东交涉失利?过去多将山东问题失败归咎于1918年9月《山东问题换文》,并将主持中日交涉之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视为“卖国贼”。

事实上山东失利原因甚多,日本法理立场强势,有中日成约及英法密约等法理基础,又得陆征祥之口头保证,自信满满地到和会,不料遭到中美联手痛击,美国反对密约,又不承认中日成约,中国以“情势变迁”“武力胁迫”等原则否认成约效力,又争取到国际舆论之同情。最后日本虽然坚持“条约神圣”,并得英法支持,又用“种族平等”及不加入国际联盟,甚至拒绝签约为要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意大利退出和会的契机之下,迫使威尔逊为了保全国联,对日本让步,让日本在对德和约中取得山东权益。

《每周评论》关于山东问题

亲日派是否卖国?章宗祥、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等人的观点有其价值,他们常认为美国不可靠,对华有财政经济控制甚至国际共管的野心;而日本之贷款与提供武器更直接实惠,且日本必须依赖中国资源与市场,在当时对中国危害较小,且可多方抵制。笔者认为,他们在欧战期间不得不亲日,尽可能维护国家利权的权宜做法,有可以体谅与理解之处。百年来中国饱尝亲美与亲苏的苦果之后,应可平心对当时亲日派的外交观与世界观,给予较同情之理解。

中国派系斗争,常以外交事件为借口,研究系等将山东交涉失败,归罪于安福部、新交通系之亲日卖国,混淆《高徐济顺铁路草合同》与《山东问题换文》,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百口莫辩,成为“外交失败”的罪魁祸首与代罪羔羊,“卖国贼”的骂名写进了教科书。陆征祥在国力衰微时,对日虚与委蛇,不得不签署《民四条约》,和会前夕转变政策为联美,个中苦衷无法告诉章宗祥等,让章对陆颇多微词。陆征祥深知其中原委,但是连他自己都把档案移走,忧谗畏讥之心可知。当时北京政府衰弱,派系斗争严重,外交官缺乏强大后盾支持,常为国家利益被牺牲,许多机密不能说,对舆论批评无从辩白,百年之后应给予较公正的评价。

章宗祥

中国在和会外交失败?过去学界认为中国未能争回山东权益,且废除《民四条约》及希望条件两项说帖和会皆未受理,因此是“外交失败”。事实上,山东问题之外,中国在和会收获不少,近年学者的研究多对中国在巴黎和会的成绩持肯定评价。主要的成绩有:参与国际联盟盟约的草拟,并加入国联成为创始会员国,为日后在国联的表现奠基;拒签对德和约,但后来与德国单独议约,签署第一个平等新约;在和会签署对奥、匈、保三个和约,收回部分条约特权,又签署《国际航空专约》;希望条件说帖是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对不平等束缚的不满,为日后中国要求修改条约争取平等国际地位重要的宣示。整体而论,中国在和会外交不能算失败,若拉长时间,考虑到后续的发展,许多和会提出的问题,陆续得到较好的解决,和会外交的成果更可以肯定。

即使是山东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外交也不算是失败。巴黎和会对山东的安排,不能只看对德和约156~158三条,还要加上日本在四人会的声明内容;美国总统威尔逊致力约束日本所得,英国外相巴尔福努力协调,日本已做出许多让步,但因国家体面考虑,坚持不肯将归还胶澳给中国形诸文字,只愿在四人会做声明,保证归还青岛主权,限制山东经济利益,而美国又一再强调不承认1915年、1918年中日成约。笔者认为,这样的安排日本仅得到面子,先取得对胶州湾租借地的自由处分权,再与中国谈判归还条件,而有关归还条件的内容及限制山东经济利益,已经做了宣示,并有三大国做保证,对中国而言,其实颇为实惠。然而中国朝野希望可以直接无条件收回青岛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权益,对得到间接有条件收回并不满意,加以舆论喧哗及政客扭曲,绝大多数国人以为和会对山东的安排,仅是对德和约之三条而已,遂坚持不保留则拒签。事实上,后来在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基本依照巴黎和会的方案解决,学者多认为是外交胜利。

日本代表团

另一方面,日本也不认为自己在巴黎和会上获得胜利。在山东问题上,日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得到《凡尔赛和约》山东条款,勉强维护了面子及国家荣誉,又得到北京政府签约的承诺,似乎胜券在握;然而中国代表团却在民意舆论压力下,违背政府训令,拒签对德和约,加以民间激昂反日情绪,让北京政府不敢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悬案化令日本也很苦恼。其后美国调停之八条办法,等于将日本在四人会之声明形诸文字,日本感到屈辱,不肯就范,结果美国国会不批准对德和约,让山东问题国际化。加上山东问题完全违背威尔逊原则,以及公布中日密约,都让日本国际形象大受损伤。此外,日本的“种族问题”提案无法获得通过,以及在和会上由三巨头主导的情况,也加深日本尚未被白人列强圈认可的自卑感。若说中国“外交失败”,日本方面却看不到有什么“外交胜利”的喜悦,日本民族主义者反而感受到相当的挫折感,而中日、美日关系恶化,更是苦恼。

巴黎和会:中国成战胜国中唯一未签字者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李扬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巴黎和会未能消除世界大战的根源,却成为中国外交官们展示中国勇气的舞台。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然而,在巴黎和会上,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官们却证明了弱国可以有外交,必须讲外交,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外交平台捍卫国权。

这是一群悲情精英,他们背负着历史重担,顶着国内民众的压力,勇敢面对如同丛林猛兽的西方列强。他们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是在对外时却也有其强烈的尊严感和反抗的意志,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第一次向凶猛的列强说“不”。这样的使命,用子产的话说,就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小心翼翼寻求美国支持

美国作家海明威曾写道:“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1919年初,等待中国代表团的,绝不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而是一场弱国猝然面对的鸿门宴。

1918年11月,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一战结束。随即召开的旷日持久的巴黎和会(1919年1月至6月,大约持续了160天)无疑是世界历史上事关全球命运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从积极的意义上而言,它仍然算是人类理性的胜利。但是,它最终落脚在肮脏的交易上,延续了19世纪的黑暗。

“48年前的今天,德意志帝国就诞生在这个大厅里。由于它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1919年1月18日,法国总统彭加勒在凡尔赛宫镜厅的开幕式上恶狠狠地这样宣称,法国要狠狠地把未来秩序建立在复仇之上。

“不,我们要搞公开外交,我们要在全世界实现公理!”美国总统威尔逊一改美国总统不出国的传统,率领1300多人的庞大团队来到巴黎,力图以这种高屋建瓴的方式取得先机。

威尔逊“反对秘密外交”、“保护弱小民族”的主张极具诱惑力。中国人为自己是战胜国而欢呼,小心翼翼地寻求美国的支持。北洋政府的目标是一举废除与列强旧有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尤其提出要直接收复业已被日本非法取得的原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它们有理由提出要求,因为中国为一战协约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14万劳工被送往欧洲为战争服务。

然而,和会尚未开始,会议的等级制和内部的暗箱操作即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中国被分到第三类国家的档次,只能派两名正式代表参加会议。这是日本从中作梗的结果。日本游说的理由冠冕堂皇,即所谓中国目下南北纷争未息,若定三名代表则会引起争斗,不如定两名,免得有争论。法国总理兼陆军部长克列孟梭表示支持,其他列强也就顺水推舟。中国代表团试图游说列强改变主意,外交总长陆徵祥甚至还提出给克列孟梭授勋,被其相当无礼地一口回绝。

能否收回山东成焦点

中国政府信心满满。当时南北尚未统一,北洋政府国务会议先定外交总长陆徵祥、驻法公使胡惟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为中国代表全权委员。在南方的抗议下,南方军政府的代理外交总长王正廷取代胡惟德成为正式代表。这五人是当时中国外交界的顶级精英,平均年龄38岁。

巴黎和会由法、英、美三巨头控制最高级会议。它们的秘密会议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为重新瓜分世界进行面红耳赤的争论。这些争论中与中国相关的,即是如何处置德国自1897年就取得的在中国山东的特权问题。因日本在对德宣战后乘机占领山东,问题实际上转化为是否将德国特权转移给日本的争论。

1月22日,中国代表团在工作会议中指出山东问题应由“中国提出议案,直接向德国要求退还中国”。日本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抢先在1月27日的十人会议上临时提出,要求先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至于如何交给中国得遵循中日之间此前的协议。

日本提供的所谓“证据”,其实就是1915年中日签订的《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和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等不平等条约。其中规定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日本提出此提议的代表是牧野伸显男爵。此人背景显赫,是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其女婿吉田茂(后来任首相)是其随员,另一随员即是后来的侵华元凶、首相近卫文麿。

顾维钧发言赢得尊重

1月28日上午,经过一夜准备的顾维钧和王正廷出席十人会议。顾维钧代表中国首先发言。他的英文华丽而富于感染力。

“……在这块土地上,诞生过举世闻名的孔子和孟子,他们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中国人的心里,它是神圣之地,中国文明的摇篮。它的名字叫山东!”

“众所周知,这片租借地是德国用武力夺取的。鉴于和会接受的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政府要求和会将德国战前在山东的租借地、铁路和其他一切权利归还中国!如果和会将这些领土转让给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

随后,他面向牧野发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惶恐地回答:“是的。”

顾维钧继续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山东永远是中国的,它就像母亲的孩子,永远不会送给任何人!”

"ChinacannotmissShandongassameasthewestworldcannotmissJerusalem!"(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这是血性中国的宣言。这句名言,被法国《费加罗邮报》等多家重要报纸引用。

顾维钧的发言赢得了其他国家的极大尊重,尽管是否同意中国的意见是另一码事。

在随后的几次有关山东问题的会议中,顾维钧继续坚持中国必须直接从德国收复山东的意见。日本先是以不参加国联为要挟,继而在意大利退出和会后也以退出和会相威胁。美英法屈服了。

英法两国对日本的支持还有一层顾维钧没有预料到的用意。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英法一直希望日本能出兵西伯利亚,以策应它们在欧洲武装干涉苏俄。山东就成了英法日利益交换的筹码。

4月29日,三巨头收下了日本草拟的山东问题草案。次日,巴黎和会将日本的无理要求几乎毫不修改地纳入了对德和约,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德国在山东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中国代表提出抗议,并声明保留权,但被退回。

女刺客“持枪”传达民意

中国外交代表团当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时,大量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涌入巴黎,既是支持代表团,也是给代表团施压。

就在巴黎和会签字的前一天晚上,即1919年6月27日晚上,300多名(一说数千人)留法学生和华工包围了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的下榻地圣克鲁德医院(陆以病为由躲在这里),要求他不要在和约上签字。曾经参与刺杀摄政王载沣和袁世凯的女刺客郑毓秀被推举为代表与代表团谈判。据说,郑毓秀急中生智,在花园里折了一根玫瑰枝,藏在衣袖里,顶住陆徵祥,声色俱厉地说:“你要签字,我这支枪可不会放过你。”

实际上,顾维钧等代表团内的多数人此时均力主拒绝签字,中国国内的舆论也一致声言拒签,陆徵祥拒绝签字的意向固已明朗。而据《顾维钧回忆录》记录,那天晚上在圣克鲁德医院聚众事件中被留学生围困及被郑毓秀恐吓的是原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并非陆徵祥。在外面的嘈杂声讨中,中国代表团一直商议到两点,顾维钧护着岳昭燏才逃出来。顾维钧向包围医院的群众申明:如列强不同意中国保留山东问题的条款,代表团决不在和约上签字。

中国代表坐席空无一人

“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不签字则令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这是顾维钧的判断。

陆徵祥早在5月14日致政府的密电中说:“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指签署二十一条),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国人目前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因此,他建议政府“隐忍签字,而将山东条款保留”。这就是所谓的“保留签字”,也就是在和约内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的保留意见,中国才能签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无保留签字,山东恐无收回之日,自己也将会再次背上卖国的骂名;若不签字,将会冒犯列强,不能加入国际联盟,并将失去因参战而获得的部分有利条件。

5月23日,北京政府却发来了签字指令,称“经熟思审处,第一步应力主保留,以俟后图。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

6月初,施肇基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名,擅离职守,返回伦敦,其他驻欧公使也相继返回各自任所。而身为外交总长兼代表团委员长的陆徵祥,自接到政府的签字指令后,面临这样的局面,想到当年签订二十一条的窘境,陷入无限的矛盾中,再以“旧病骤发”为由逃避,并提议:“届时祥如果不能行动,拟即派顾使在会签约。”

陆徵祥临阵脱逃,中国代表团只有靠顾维钧继续努力维持。顾维钧不断与列强周旋、抗议,并“经常”与住院的陆徵祥碰面。陆徵祥在巨大的压力下,最终同意了顾维钧的主张,反对签字。陆徵祥后来在《回忆与思考》一书中说:“我自觉有义务不再服从政府的命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6月28日清晨,顾维钧拜访了和会秘书长迪塔斯塔,向他报告了中国对中德和约有最后决定权的声明,但迪塔斯塔称无法接受,拒绝了中国的最后要求。随后,和会将中国的声明退回。至此,已使尽浑身解数的顾维钧明白,“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

当天上午,和约签字的时候,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成为战胜国中唯一未签字者。代表团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此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像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像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坐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全体代表团、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和约签字仪式结束后不久,中国代表团收到了北京政府“如不能保留,则拒绝签字”这一最后指令。这份马后炮的电文显然是为了推卸责任。陆徵祥最后致电政府,表达了代表团集体请罪辞职的意愿。

1920年2月13日,北京政府终于下令免去陆徵祥外交总长职务。后来陆徵祥又担任中国驻瑞士公使,1926年在妻子去世后辞职。山东问题直到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才得以解决,而王正廷则成为交收青岛的中国督办。

顾维钧后来主持了与日本的谈判,成功收复山东。在随后十多年的修约外交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因其卓越的外交才能,他不仅在国内担任过外交总长,代理过总理,后来还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和副院长。

李扬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对外关系史,中国外交思想,近现代对外关系的人物与思想。出版《走出晚清》《晚清三十人》《国恨:民国外交二十人》《涌动的天下:1500-1911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望乡:一个北大教师的心灵逃亡》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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